古代官箴是廉洁文化重要资源，明清两代出版了诸多官箴书。清代汪辉祖的《佐治药言》就是其中之一，此书也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幕学指南，具有丰富的廉洁文化内涵。

　　可食之书：积年心得付梨枣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“莫用三爷，废职亡家”来说明领导干部要重视培养良好家风。此语为清代民谚，清人汪辉祖对此有过精辟分析：“盖子为少爷，婿为姑爷，妻兄弟为舅爷也。”这三种人“未必才无可用”，但若因与官员的亲属关系而被任用，容易倚仗权势、任意妄为，败坏官声、玷污家风。外人虽知他们种种不端行为，却常常因顾忌其与官员的亲属关系而不敢发声，所以汪辉祖感叹“事非十分败坏，不入于耳，迨入于耳，已难措手，以法则伤恩，以恩则坏法”，为了避免陷入这样的困境中，为官者当“莫用三爷”。

　　汪辉祖（1731—1807）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幕僚，字焕曾，号龙庄，浙江萧山人。萧山时属绍兴府，当地孕育了众多通晓行政实务、具有儒学素养的幕僚，汪辉祖可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因早年科场不顺，他长期以幕友身份佐治地方，先后辅佐16位州县官员，执掌刑名等事务长达34年，积累了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。

　　汪辉祖以善断案而闻名，他的自传《病榻梦痕录》记录了其经手的多桩案件，此举一例为证。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），汪辉祖在平湖作幕，孝丰县有一蒋姓县民行舟被劫，官府发出了通缉文书。不久，逃军盛大因“纠匪抢夺”在平湖落网，盛大一众还承认了抢劫蒋姓县民的案件是他们所为。平湖知县刘国煊请汪辉祖看盛大一众的草供，汪辉祖觉得事有蹊跷，请知县提审盛大等人，并亲自在堂后细听，“供出犯口，熟滑如背诵书，且首伙八人，无一语参差者”，汪辉祖就更加疑惑了。

　　第二天，汪辉祖再度请知县提审盛大等人，他“为增减案情，隔别研鞫”，将八人分别审讯，结果供词“各各歧异”，彼此矛盾。针对本案重要证物一件蓝布棉被，汪辉祖令人“依事主所认布被颜色、新旧，借购二十余条，余私为记别，杂以事主原认之被”，让盛大等人当堂指认，众人竟“懵无辨识”。可见，蒋姓县民被劫一案并非盛大一众所为，原来盛大自忖身为逃军，犯抢更是死罪难逃，因而“讯及劫案，信口诬服”，其余众人也随之附和。真相大白后，汪辉祖不由感叹：“余自此益不敢以草供为信，犯应徒罪以上，无不亲听鞫问。”

　　晚年，汪辉祖撰成《佐治药言》《学治臆说》等多部官箴书，成为后人研究其治理思想的重要文献。《佐治药言》成书于乾隆五十年（1785），是汪辉祖结合长期幕僚实践撰写的幕学指南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载：“夫良药苦于口，而智者劝而饮之，知其入而已己疾也。”汪辉祖以“药言”自喻其书，意在强调其内容直指时弊，言语虽逆耳，却是矫治吏治痼疾、涵养为政之德的良方。同里王宗琰在《书佐治药言后》中评价：“汪君服官，政行道以济天下，无论已。若其书刍豢尗粟，可食之书也”，指出该书内容切实可行，于吏治而言如同日常饮食，不可或缺。《清史稿》亦誉其“皆阅历有得之言，为言治者所宗”，可见此书不仅为时人所重，亦为后世治理者所取法。

　　崇廉黜贪是贯穿中华政治法律文明演进的一条鲜明主线：从《周礼》“六廉”的考绩标准，到儒家“欲而不贪”的修身伦理；从战国以来“穷不苟求”的士人节操，再到宋明之后“清、慎、勤”的居官良法，廉政传统历久弥新。及至明清，行政实践日益深化，制度运作日趋复杂，廉政思想也逐渐从一般性的道德自律，细化为具体可操作的职业行为规范。与此相适应，《佐治药言》将廉政要求融入刑名、钱谷等实务处理以及主宾相处的日常规范中，使“廉”成为可执行、可检验的行为准则，从而建立起防范腐败和提升行政效能的制度与文化基础。

　　内修其德：正心立品固廉基

　　中华廉脉，首重修身。《礼记·大学》所倡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递进逻辑，深刻揭示了个人内在修养对于外在事功的重要性。《佐治药言》以“正心”“守洁”“俭用”“范家”四个维度，构建起从心性涵养到行为约束、从个体坚守到家庭共治的廉洁修身体系，使修身思想在吏治实践中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行为规范。

　　第一，正心为根本。汪辉祖强调“立心要正”，认为廉政始于一颗公正无私的心。尽管官吏治事断案的方式千差万别，即俗语所说的“官断十条路”，但究其本质，只在于“公私之别”——“公则无心之过，终为舆论所宽；私则循理之狱，亦为天谴所及，故立心不可不正。”《大学》提出“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”，正心在儒家修养中具有根本意义。心存私念，即便行为合乎常理，在古人看来也是不够的。

　　第二，自处需守洁。《荀子·劝学》有言：“锲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。”守廉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实现的，贵在久久为功、长期坚持。这种坚守需时时自我观照。曾有人介绍汪辉祖去当幕友，称赞他“操守可信”，汪辉祖却不买账。原因在于，他认为守洁是幕友的基本职业操守，是不言自明的本分，不值得向他人卖弄。

　　第三，俭用以养廉。林则徐曾说：“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。”欲望蚕食人心，远比海水侵蚀海岸更可怕。汪辉祖也清醒认识到，幕友收入虽比较可观，但若放纵欲望、“任情挥霍”，终将导致经济困顿而不得不有求于人，以至于“欲洁其守，终难自主”。唯有主动选择俭朴生活，才能保守寒士本色。

　　第四，范家以成己。自古以来，家庭与个人总是如唇齿般紧密相依。“身之不俭，断不能范家；家之不俭，必至于累身。”若不能做到克己自律，良好家风则无从谈起，若家人不知钱财“来处不易”，挥霍浪费，最终必然“累身”。汪辉祖倡导与家人“相率于俭”，共知节俭之义，共行俭约之风，如此方可避免因家室之累而败坏为官操守。这就将廉洁的防线从个人延伸至家庭。

　　外践其行：公心履职惠民生

　　《论语·宪问》记载了孔子与弟子子路的一段对话，子路问什么叫君子，孔子在子路的不断追问下逐步推进对君子的界定，认为君子需做到“修己以敬”“修己以安人”“修己以安百姓”。这就意味着，修身的目的不仅在于自我完善，更在于推己及人、安顿百姓。

　　因此，涵养廉德必须外化为务实的行动，在实践中接受检验，并由自爱推广至对天下百姓的爱。涵养廉德必然要求为政者在其位、谋其政，以公心行使权力，以仁心体恤百姓，并在原则问题上坚守不阿。汪辉祖在《佐治药言》中，将履职廉政凝练为一系列以“公”为核心、以惠民为依归的行为准则。

　　首先，在处理主宾关系时，应秉持一颗公心。清代地方政务繁杂，州县长官大多聘请幕友来辅佐治理，长官为“主人”，幕友为“宾师”，由此形成了主宾关系。汪辉祖要求幕友“尽心”“尽言”，但绝不能“匠作主人模”，只以主官的好恶为转移，而应“公事公言”“持之以公”，对主官不当行为“剀切陈词”。当主官一心谋私、拒谏饰非时，不可为了保馆席而委曲求全，容忍其“不仁”之举，此时幕友当知所进退，“不合则去”，而不能助纣为虐，从而伤害百姓利益。

　　其次，在处理公务中，刚性捍卫国家法度与程序。“情者一人之事，法者天下之事。”在汪辉祖看来，幕友尽职履责应忠于国家法度与行政公理，不能被个人情谊所牵绊。他认为，幕友应读律，然后“以之制事”，将获益无穷。除此之外，在初报、拘捕、访案等程序中，应谨慎小心，有自己的判断，避免猾吏上下其手，从中渔利。

　　最后，守廉的最终归宿在于惠民。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，心中有民天地宽，心无百姓莫为官。汪辉祖深知，无论是官吏的俸禄还是幕友的收入，归根结底，都来源于民脂民膏，来源于百姓的劳动所得。既然如此，怎么能对百姓福祉漠不关心。汪辉祖精通刑名，深谙诉讼过程中的每一项程序，都会对百姓生活产生影响。考虑到这一实际，他告诫自己亦告诫同行，“下笔时多费一刻之心，涉讼者已受无穷之惠，故幕中之存心，以省事为上”。程序启动须遵循必要原则，期限把握则讲究“不失信”，这既能增强政府的公信力，又能减轻百姓负担，还能使官吏无隙可乘，从而防止腐败滋生。

　　规约其权：廉慎公勤知敬畏

　　守廉不仅依赖于个体的道德自觉，亦离不开外部的制度约束。儒家重德治，但亦不废法度。荀子有言：“法者，治之端也。”法律的制定与执行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基础。纵观历代治道，均着力通过制度设计防范权力滥用，与道德规训互补，两者不可偏废。基于这一理念，汪辉祖在《佐治药言》中从幕友的角度出发，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。

　　其一，注重“检吏”。汪辉祖将“佐官检吏”列为幕友核心职责，直言“约束书吏，是幕友第一要事”。他深知胥吏身处政务一线，最容易借权舞弊、扰民自肥，而幕友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，更能“察吏之弊”。因此，汪辉祖要求幕友必须存有监督胥吏的意识，若遇不肖胥吏，要主动检举。

　　其二，以“慎受”规范私人人情边界。请托办事，往往逃不过人情二字。汪辉祖指出，腐败往往源于“非分之情”的渗透。他警示幕友，若接受主官超越常例的恩惠，终将陷入“不得不办非分之事”的被动境地。有鉴于此，汪辉祖主张幕友保持“与受分明”的清醒，划出一条人情边界线，避免受到情感与利益的捆绑。

　　其三，须有“畏议”的态度。是非公道，自在人心。公议就是高悬在幕友头顶的一把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汪辉祖认为，幕友的操守声誉终将在离任时接受公议检验，“官之得民与否，去官日见真；幕之自爱与否，去馆日毕露”。想要避免“恶声至耳”，就必须在整个任职期间谨言慎行，做到“廉慎公勤”，正所谓“官之得民，要在清、勤、慈、惠”“幕之自爱，要在廉、慎、公、勤”。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，涵养求真务实、团结奋斗的时代新风。”古代官箴是廉洁文化重要资源，《佐治药言》立足实务，将儒家伦理中的廉政理想转化为具体可行的职业规范，不仅为清代幕僚提供了从心性涵养到行为约束的系统指引，也可助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。【邓泽宸 作者单位：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。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规划项目“纪检监察重大历史问题研究”（SC25ZDJC004）的阶段性成果。】